先陣子在臉書的社交圈內,，有過不少有關「社運」與「暴力」的熱烈討論或爭論，近日氣氛已稍為緩和。

終於花了些時間，從舊電腦的舊電郵堆中尋回一封零三年的電郵，讀回當年七一以後自己對當時政局的一些回應。電郵的背景是，零三七一以後，在香港有人發起了「香港公民一人一電郵運動」要求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並要求當時民望破產的特首董建華立即下台。這也在本地基督教圈子內傳開了。海牛當時身處南半球的紐西蘭，迎接小兒子來到人世。一晚，收到王牧師轉寄的有關電郵並一位弟兄的回信，其中那位弟兄的回應大意是（原文是英文的，但願我沒給譯錯吧）：他個人不想淪為別人的政治工具，也以為基督徒不應該參與任何推翻政權的運動，只當為在位者禱告，因為上帝是一切權柄的來源，若某政權該覆亡，就交由上帝親自來傾覆它吧。當時我雖身在海外，仍記掛香港政局的發展，看著弟兄的回應，心中嘀咕，最後回了以下文字：

一直對保羅和彼得書信中有關順服在上掌權者的教導不住的反思，究竟如果面對著殘暴不仁的專制政權，基督徒應該如何自處？我們的社會責任又是什麼？從大衛面對掃羅的追殺、早期信徒面對羅馬皇帝的迫害等例子來看，一味的順服看似是清楚不過的教導；但舊約中眾先知如以利亞、以利沙、耶利米等（以至近代的孫中山、潘霍華、曼德拉……）對君王／當權者的指責甚至與之正面對抗又似乎是回應著上帝的旨意。

猶記得八九年面試浸會學院（當時還未升格為浸大）的宗哲系時，余達心牧師問及如果只有暴力抗爭一途才可阻止一個殘暴政權繼續殘害自己的人民，我會否（或應說基督徒應否）選擇這條路，當時我被迫得不得不答「會」；（壓力一方面是來自余牧師的辭鋒，一方面我不得不誠實面對自己內心對暴政的噁心與反感；）如今回想起來，仍不住反思求問，上帝究竟喜悅我怎樣行？

我曾有這樣的疑問（而這疑問仍叫今日的我反覆爭扎）：基督徒應否一味托詞順服，不參與那些看似爭議性的社會運動，但到最後卻厚顏地坐享他人努力犧牲的成果呢？

我對（那位弟兄）的回應是：我並不認同基督徒應只為執政者禱告而不可參與任何推翻執政者的運動，這明顯不是保羅與彼得的教導之要點所在，他們的著眼點是基督徒不應濫用自由，藉口自己有著天國子民的身份便不順服地上的政權，反應以行善為本，就是至於受苦也是好的，因為這正是在眾人面前為主作見證；至於推翻羅馬政權這課題，對於早期基督徒這小群來說，根本不會是討論的焦點所在。所以，順服執政者只是基督徒行善的一種表現而已，並非牢不可破的律例誡命。再者，我們不可忘記彼得對著在上有權柄的猶太公會所說的這兩句話：「聽從你們，不聽從上帝，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徒四19-20）「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徒五29）我可不是說叫董建華下台是出於上帝的心意，（我也看不出叫他下台的好處會多於壞處），然而，叫他下台也並不等如推翻了任何政權（overturning any government），因為這沒有改變了香港的政治體制。從另一角度看，要求更多的民主反而有著改變香港甚至內地政治體制的果效，有人更把之說成為合法地推翻既有政權，那就顯得更「不順服」了。不過，我寧可「不順服」也要選擇行善！或許有人把現在的民主運動扣上帽子，說成是什麼政客們別有用心的陰謀，小心被人利用了。我卻想指出香港人其實一直只沉醉在「搞好經濟、少談政治」這鴉片毒海中，被一些既得利益者蒙蔽了這許多年，現在是醒覺的時候了！……當然，民主制度也並非完美的制度，但極權政體的邪惡卻是在歷史中實實在在的說明了。

復記這段文字，可以為先前的討論重申自己一貫的立場、思路和論據，表明我並非為一時意氣，說一些離經叛道的說話。